济南这家规模最大的官办当铺，曾让日本人愤恨不已

文|杨曙明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济南，有很多当铺，如布政司大街北口的高家当铺，府东大街上的豫顺当铺等，不过要说规模和名气最大的，当属“裕鲁当”。

“裕鲁当”位于按察司街南首路东，两扇高大的黑漆大门，上方墙内嵌着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题写的石刻横匾，同时，门口还搭建有过街木牌坊，上书“裕鲁当”三个大字，十分醒目，站在街南口的府东大街上便能看得很清楚。

史载，韩复榘主鲁期间(1930年9月至1937年12月)，对财政金融十分重视。

为了加强对金融的管控，他在上任之初，就采取了诸多举措，如成立平市官钱局，设立民生银行等。

同时，他还鼓励民间资本发展钱庄、银号，使得山东的金融业在那几年得到较大发展。

当铺亦称“典当”，是以现金借贷为手段，借贷者以实物作抵押的交易活动。

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帝国不仅在军事上进逼中国，而且在经济上也力图控制中国，山东是他们侵略的重点。

史载，当年济南的当铺很多都是日本人开办的，尤其是在商埠，日商当铺，如瑞丰当、吉来当、庆来当等，更是横行霸道。

他们估价低、利息高，条件非常苛刻。

为了遏制日本当铺对济南市民的重利盘剥，韩复榘以“裕国便民”为宗旨，于1932年6月16日，在济南开办了“裕鲁当”。

“裕鲁当”为官方注资，属于官办当铺，因而开业后颇受市民欢迎。

《1934•济南大观》对“裕鲁当”有简明扼要的介绍：

“山东裕鲁当，设城内按察司街，系山东省官典，资本金定国币三十万元。以救济民生为宗旨，以《董事会组织法》组织之。韩复榘主席为监督，辛铸九为董事长，薛映书为经理。每日出当时间：上午七点至午后五点止，中间并不休息，星期日休息半日，废（旧）历年，正月初一日休息一日，初二、初三两日上午照常，下午休息，节季临时规定。”

按照上述所说，韩复榘亲自出任“裕鲁当”监督。

可是，身为省政府主席的他，是否真的亲自出任，值得存疑。

我倒是对史书上的另一种说法颇为认可：

“裕鲁当”的监督由时任山东省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赵新儒出任，辛铸九任董事长，薛映书任总经理。

辛铸九时任济南商会会长，同时也是山东省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商界有着较高的威望，而薛映书则是韩复榘的亲戚。

当年，与其他当铺相比，“裕鲁当”虽然开办时间较晚，但规模却是最大的。

开设之初，他们还制订了较为完备的《营业规则》。

关于当期，规则规定:

“凡物品自当入之日起，扣足十二个月为满，届期准再保留一个月，过期不赎，即行变卖。”

关于当息，规则规定:

“当息每月二分。第一个月后，不足十日不计息。”

关于当物，规则规定:

“凡农具、布棉、衣被、布匹、皮件及棉丝织物为普通人民日常需用，按物品之新旧，以值百当三十至五十为原则（笔者注：按其新旧可当三成至五成）;

凡贵重丝皮衣类、金银、珠钻、翠玉等非普通人日常需用者，按物品之成色，以值百当一十至三十为原则（笔者注：按其成色可当一成至三成）。”

同时，规则还明确规定：

“凡属军用品及违禁物品，概不收当；凡破烂、笨重、零星不能变卖或难收藏者，概不收当。”

关于当物兑换货币及计算单位，规则是这样规定的：

“凡当价出入均以通用银币或本埠通用钞票为准；当本以角为单位，利息以分为单位计算，以四舍五入之惯例行之。”

与其他当铺相比，由于“裕鲁当”的条件较为优惠，所以开业之后很是兴旺。

因而，为了扩大经营，1934年12月2日，他们又在“进德会”（经七路济南机床一厂为其旧址），注资20万元开办了“裕鲁分当”。

此外，为了与日本人的当铺相抗衡，韩复榘还以省政府之名，鼓励私人资本开办当铺，许诺在试办期内，以免纳当税6个月作为优惠条件。

此举使得济南当铺业得到较快发展，对当时横行于济南的日商当铺予以巨大冲击，令他们愤恨不已。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12月下旬，在侵华日军沦陷济南之前，韩复榘为保存实力，不顾国民政府之明令，弃守济南，逃之夭夭，并在逃离时，命令部队放火烧毁了省政府、日本领事馆、火车站、进德会、劝业场等重要建筑物，其中也包括“裕鲁当”。

据当事人过后回忆，纵火之前，“裕鲁当”监事赵新儒、常务董事李天倪、董事长辛铸九等，曾当面向韩复榘提出过反对意见。

但韩复榘答复说，中央让焦土抗战，我们要奉令行事。

赵新儒为此抗辩说，我们这不是抗战，而是“焦土”！

此话触怒了韩复榘，令他十分恼怒。

次日便电令泰安驻军，拟将在泰安的赵新儒就地正法，所幸赵新儒此时已经避居山里，逃过了此劫。

而李天倪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在滕县遭到暗杀。

辛铸九则被韩复榘拘留。

辛铸九对此回忆说，焚毁“裕鲁当”的主谋，是时任省政府秘书长张绍堂和第三路军的军法处长魏汉章，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窃掠当铺高档当品的罪行。

据张稚庐先生在其《“当”与山东济南自成一派的“当铺行”》文中介绍：

1937年12月初的一天，“裕鲁当”在门前牌坊上贴出告示：赎当者可持当票，只付当金，不付利息，就可赎回当物。

告示贴出后，“裕鲁当”热闹了几天，可是与库存的当物相比，赎回的当物只是极少数。

同月中旬，“裕鲁当”再次贴出告示：凡赎当者，当金、利息均可不付，仅凭当票就可取回当物。

此告示贴出后让“裕鲁当”又着实热闹了几天。

12月下旬，在济南城内闻听到日寇炮声那天，有人发现“裕鲁当”已是空无一人。

人们随之拥进开始了哄抢，可不多时，店内便冒出浓浓黑烟，很快大火就包围了整座建筑，“裕鲁当”就这样毁于火中。

济南沦陷后的1939年3月，日伪当局在“裕鲁当”原址成立了“裕民当”，董事长为苗兰亭，副董事长是日本人冈本先次郎。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国民政府在没收了“裕民当”之后，在原址开办了“惠鲁当”。

1948年9月，随着济南解放，“惠鲁当”被人民政府接收，随之停止营业，原址挪作他用，曾为济南纸箱厂厂址和济南市一轻局供销公司的办公场所。

济南百花公园内有处闵子骞墓园，墓园内竖立有很多往昔的石碑，当年韩复榘题写的那块“裕鲁当”石匾，如今就完好地保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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