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家“当铺”

典当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金融行业，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至两三千年前，清朝《证俗文·典当》载：“俗以衣物质钱谓之当，盖东汉已然”。最早称“质”，《说文解字》解释 “质”为“以物相赘”，又录“赘”是“以物质钱”的意思。其生命历程为：初见萌芽于两汉，肇始于南朝寺库，入俗于唐五代市井，立行于南北两宋，兴盛于明清两季，衰落于清末民初，消亡于建国初期，复兴于当代改革。典当业是古中国时期维持农业、手工业的再生产和解决生活急需的重要工具，当年杜甫尚且“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奔到成都也曾典当价值连城的皮大衣换钱聊以置物果腹。

1949后，典当业完全停顿，直到1987年10月方从近四十年的沉寂中复苏——四川成都华茂典当服务商行开门纳客。区别于古时的当铺，随处可见的沙发茶几盖碗茶取代了高得看不见内里情况的柜台，华茂典当服务商行从陈设格局上即剥脱掉典当业“非公平交易”的旧印象。

据拜访过赵克强的张先德回忆：“筹备中的新型当铺在西御街中段北侧72号，左边是一条小巷，离健康浴室很近，右距粤香村菜馆不远，是民间改良型的半新二层楼：门面店堂已经西化，换上了玻璃推拉门，但天花板上面还是老式的斜坡式黑瓦屋顶。”（刊于《天府广记》第4期）

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开业即引起广大反响，全国60多家媒体密集报道“新中国第一家当铺在成都诞生”，海外也为之轰动。追及创始缘由，是因创始人黄福玉、赵克强为1987年9月刊载于《经济参考报》上题为《“当铺”在东京香火旺盛》和1987年11月刊载于《参考消息》上题为《莫斯科的当铺》的两篇短文触动，遂于当年11月10日以企业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报告——《关于开设“典当商店”的构想》，拟毕将报告递交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后转至市体改委接洽。体改委积极响应，派专人帮助他们制定议案，并将其列为成都市、区两级体改的试点。

华茂成功交易的第一个个人客户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一男大学生为筹措归家路费，以一部收录机为质押借到所需款项，一个月后该学生还清借款并以40元赎金赎回收录机。1988年1月3日，成都蓉东金属结构机械厂用价值1万多元的厂里积压物资典当，经估价折当，获得急需的3000元周转资金，成为第一个光顾华茂的企业。“华茂开业头10天，共做成13笔典当生意。开业近两月成交近百笔典当生意，发放当金9万多元。企业客户占三成，个人占七成，但涉及资金，这个三七开正好倒过来。”随后，全国各地的参观取经者络绎不绝。1989年10月，成都市典当同业公会宣告成立，这也是全国典当业最早一家行业自律组织。同年，沈阳市商业典当行（辽宁）、稷山县典当商行（山西）、广州长寿典当行（广东）、上海恒源当铺（上海）等相继开张营业。

华茂的新张，标志着在沉寂近四十载的典当在内地复出。不论是古时的“当铺”（历史上还有典铺、解铺、解库、质库、长生库、抵当所等不同的称呼）还是如今的典当行，都有着“通有无，济缓急”的调剂功能。相较于银行，典当行具有审核周期短，放款速度快，用款期限灵活自如等特点，在银行融资主渠道之外，典当行已成为小企业和个体老板融资的又一个选择，其“当富不当穷”也与过去“穷人进当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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