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前是镜头、身后是铁窗,一个接一个落网的“黑老虎”在此时痛哭流涕、悔恨不已。
“当官不能发财,发财就别想当官,两者不能兼得。否则像我这样的,迟早都得出事。”
落网之后的徐长元,面对镜头平静地说出了这些话。
遥想他无恶不作的前20年,这位曾经担任大连市副市级的干部,如今也有锒铛入狱的一天。
而且不仅自己入狱,还把几个弟弟妹妹也都领进了监狱。
2174套房产、35万平方米土地、60多亿人民币的对外债权和20多家公司。
在20多年的从政之路上,徐氏家族敛财超过百亿人民币。以官养商、以黑护商成了他们的惯用手段。
徐长元到底是怎么走上利欲熏心的道路的?这个罪恶家族又得到了怎样的下场?
如果当年按部就班地上完高中、考上大学,那徐长元的人生或许是另一番光景。
但他后悔过之后的所作所为,却从来没有后悔过辍学这个决定。
“实在是家里过不下了。我是长子、大哥,我得担起养家这个责任。”
对于17岁的徐长元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活下去。
1955年,大连市庄河县的老徐家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徐长元。
在此之后,这个家里又相继出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七个孩子的生养问题,压得父母几乎喘不过气来。
徐父当了一辈子的农民,只会面朝黄土背朝天;徐母向来病弱,又接连生下多个孩子,身体早就一落千丈。
夫妻二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大儿子身上。而徐长元确实没有令家人失望,从小到大的学习成绩都很优异。
如果能坚持下去,以后肯定能考上个好大学。在那个年代,高校毕业生都是能被分配到“铁饭碗”的。
只要徐长元能有出息,那底下的弟弟妹妹将来也能得到照应。事实的确如此,后来的徐家真正做到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不过,这是建立在罪恶和血腥之上的飞黄腾达。
1972年,卧病在床的徐母终于撒手人寰了。临去之时,她紧紧地抓着大儿子的手。
“妈妈放心不下这个家,她走的时候我最小的弟弟才两岁。她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照应好几个弟妹。”
17岁的徐长元跪在母亲床前,含泪发下了誓言:一定会出人头地,一定会带着弟弟妹妹们一起过上好日子。
在母亲走后,这个风雨飘扬的家庭就只能由父亲独立支撑。他从不向孩子们哭诉难处,只希望几个儿子能努力读书。
但徐长元却做出了一个意外的决定:他要辍学,要帮着父亲一起养家。
就算考上了大学那又如何,家里凑得出学费吗?难道为了他一个人,饿死底下的弟弟妹妹吗?
“我说不读书了,我爸不同意,不读书将来怎么能有出息?”
可年轻气盛的徐长元早已打定了主意。出不出息另说,先想办法养活一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辍学之后,徐长元扛起农具跟在了父亲身后。在80年代之前,农村还是实行人民公社化,各家各户都是统一在田地上劳作。
那时的徐长元虽然瘦弱,但毕竟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在一帮村民当中,吃苦耐劳的他迅速脱颖而出。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具备的优点:文化知识。凭着这一点,徐长元也经常参与当地公社的一些决策与活动。
1974年3月,表现突出的他获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大家选举他担任英烈士公社党委副书记。
年仅19岁的徐长元,自此走上了之前从未想过的一条路。有生之年,他第一次触碰到了权利和地位。
当时,他秉承的信念是“为人民服务”,给信任他支持他的乡亲们谋福祉。
后来,他心心念念的是“既要当官也要发财”,带着弟弟妹妹们为徐家儿孙的未来做打算。
前后对比,完美诠释了一个利欲熏心的“贪官污吏”。
在就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和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八年期间,徐长元还是一个实打实的“人民公仆”。
鉴于他的出色表现,组织上给了他一个进修的名额。1982年,徐长元去了大连管理干部学院就读。
辍学多年的他,以这种方式重新回到了校园里。
而这次的进修经历也在他的履历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为他后来的坦荡仕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年之后,徐长元带着大学文凭再度归来。1984年年底,他被调任庄河县的包装制品厂厂长。
从一个小公社的负责人到“肥差衙门”的一把手,年近而立之年的徐长元着实体会到了“众星捧月”的感觉。
套近乎的、谋私利的,越来越多的人涌到了他的身边。表面上称兄道弟,实则暗地里许诺好处。
“我花钱、你办事,大家有帮有助才能走得长远。”
面对这样的诱惑,徐长元是心动过的,徐家人也无比心动。
光靠大哥一个人的力量,就已经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了。如果再多结交一些朋友呢?那又多了一些门路。
但是,徐长元拒绝了。
他到底是穷苦人家出生,从小到大都是循规蹈矩的。说实话,实在是有贼心没贼胆。
万一要是出事了,那上头可没人会保他。此时的徐长元,对这种同流合污的事情还在持观望态度。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背叛了之前所秉持的信念。而欲望的阀门一旦打开,贪婪便会如洪水般奔涌而来。
1992年,庄河县正式设立县级市。
1994年,原本在宏大企业担任总经理的徐长元,摇身一变成为了市长助理。
虽然名义上是个助理,但能掌握的实权却不可估量,所有想巴结市长的人都必须先过他这一关。
身处这种环境下,徐长元的胆小怯懦逐渐被侥幸所取代。大家都这么干,那自己收点小恩小惠应该也不要紧。
况且自己是在为市长办事,上面自然会有人保他。
从那时起,徐长元就纵容自己走向了贪婪的深渊。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干得如鱼得水,上上下下都能打点妥当。
当然了,他也没忘记提携自己的弟妹。在徐长元的帮助下,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得到了一份好工作。
但当时的徐家人还没有形成“家族式犯罪”的意识,他们只是想从各方各面捞点好处塞进自己的腰包。
而真正让这一家人走入歧途的原因还是因为徐长元的高升。
两年之后,这位曾经的市长助理“不负众望”当选了庄河市的副市长。
有了这个名头后,徐长元办起事来更加得心应手。他开始不满足于别人施舍的小恩小惠,想着自己干票大的。
“手里有了权后干什么都会很方便。别人我也不放心,家里的弟弟妹妹就是我最好的帮手。”
俗话说“长兄如父”。既然有大哥在前面带头领路,早就跃跃欲试的弟妹们更是急不可耐了。
很快,一个绝佳的机会就送到了他们的手上。
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有企业的改革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
这股改革的春风在吹进小城市时,有很多政府官员和公司企业却无法深刻领会中央的意思。
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改制”政策,只能一股脑儿地把企业打包卖出去。
既然是公开竞拍,那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严格透明。不过徐长元可不怕,因为这档子事就是他在主管。
“当时市里的工业物资总公司也要竞拍,我就让二弟(徐长发)去争取。”
在副市长的暗箱操作下,这家国有企业自然落到了徐长发的手里。而最终的成交价是99万人民币。
“我大哥当时授意我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几十万上百万我可拿不出来,这要怎么竞拍?”
而徐长元则拍拍弟弟的肩膀让他不要着急,自家家底有几斤几两难道他还不清楚吗?
99万只是一个空头数字,是用来骗骗外人的。而徐长发只用交一点保证金搪塞过去就行了。
最终,徐家人用5万换来了一家99万的国有企业。
在这一次的尝试中,徐长元大获全胜。整个操作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事后也没有被抓住任何把柄。
看来,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随后,他又扶持三弟徐长波成立了一家物流公司。
公司的名字就叫“长波物流有限公司”,妹妹徐秀敏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以这个公司为大本营,徐家人开始了疯狂敛财的行为。
为了垄断当地的物流贸易,徐氏兄弟无所不用其极。甚至逼迫运输司机缴纳高额保证金,缴不上的那就签高利贷欠条。
总之,不把正常家庭搞到倾家荡产决不罢休。
在此之后,长波物流有限公司又变成了长波集团。
下辖的子公司有二十多家,囊括了房地产、典当行、建材公司、期货基金等各行各类。
所有非法获得的资金都被分散投入各个子公司。经过一番运转,“黑钱”也就变成了“白钱”。
然而随着徐长元的不断高升和默许纵容,徐家人的行为也越来越触目惊心。
2001年,徐长元成了庄河市的市委副书记和市长。第二年,又被调往瓦房店市担任这两个职位。
2008年,他又被提拔为大连市的副市级干部。
权柄的不断增多,让徐长元和几个弟妹的野心越来越膨胀。
王海,一个做净水器买卖的小老板。因为和徐长元是旧识,所以也被拉拢进了这个犯罪集团里。
“老王啊,你就听我的!别守着你这一亩三分地不舍得放手,我还能害你吗?”
在徐长元的诱惑下,王海以自己的名义成立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用途,就是帮徐家兄弟从银行里骗钱。
为了让计划更加无懈可击,徐长元私自将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名下的国有土地证变成了王海公司的。
有了这张证,就相当于有了向银行贷款的资质。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王海从各大银行总计贷款48亿人民币。这些钱,通通进了长波集团的账户。
而徐长元返给老朋友的“辛苦费”自然也不少,前前后后加起来不少于10亿人民币。
这么多钱,就算是卖十辈子的净水器也不可能赚到,果然是背靠大树好乘凉。
除此以外,大连市政府当时正在大力开发长兴岛,相关的指标任务又分配到了徐长元的头上。
那段时间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怎么才能既完成上头任务又不耽误自家搞钱呢?
想来想去,他把四弟徐长威叫了过来。
“王守宽这个人可以深交,长兴岛那几个招商引资的项目你去找他商量商量。”
“不过你不能出面,免得被人抓住什么把柄,有什么事的话让他直接来找我。”
作为一名房地产开发商,王守宽也早就盯上了长兴岛这块“肥地”。奈何囊中羞涩,凑不齐土地的竞拍保证金。
而徐长威的“橄榄枝”来得正是时候。两人在饭桌上把酒言欢,就差结为结拜兄弟了。
“王老板,我大哥说了,你这个人值得深交!说帮就帮,也不藏着掖着。你放心,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
在徐长元的授意下,当地财政局直接将公款拨给了王守宽。招商局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主动配合做假账。
几方协调下,王守宽很快就拿下了土地开发权。而在他引进的外资中,长兴岛管委会就赔出去了3.28亿元。
相当于是管委会自己在掏钱刷业绩。
事后,徐长元又采用非法手段将6000万元打到了王守宽的账户上,所用的名义是政府招商引资奖励金。
但其实,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政府明文规定的奖励金。
而王守宽也的确是一个“不藏着掖着”的人,转头就把其中的4000万打到了徐家人的账上。
很快,双方就对这种官商勾结的方式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
2010年,徐长威和王守宽又盯上了一块地皮。但政府对于这块地的动迁补偿估价太低了,两人觉得有点不太划算。
于是,徐长元又给他们支了个招:“你们自己多找几家评估公司,金额数值往高了写,能拿出个纸质证据不就行了!”
在大哥的指点下,两人虚构了五百多份租户合同,将动迁补偿款的估价提高了10倍。
最终他们拿到手的补偿款高达5.87亿元。
大哥从政,另外几个哥哥和姐姐都在集团办事,最小的弟弟徐长宝便将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黑道势力的培养上。
在庄河、瓦房店甚至是大连一带,徐家人培养出了很多忠实的打手。
各个子公司的保安,也肩负着打砸抢掠的重任。
孙飞和江明勇就是当地有名的“双霸”,带着手底下的一帮混混无恶不作。
而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全是因为上面有“五哥”徐长宝的庇护。
刘某曾是长波物流有限公司的一名司机,他向公司承包了一辆货车。不仅要缴纳高额保证金,还有高额的租赁费和管理费。
但几年过去了,他非但没赚回本钱,反倒欠了公司7万多块钱。
这钱,他肯定是还不出来的。但徐家人也是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面对刘某和其妻儿的痛哭流涕,徐长宝指使手下人把刘家翻了个底朝天。砸的砸、摔的摔,整个家里一片狼藉。
而无力反抗的刘某直接被囚禁在了宾馆里。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他每天都要遭受毒打。
家里人想方设法凑了1万块钱出来,可徐长宝连看都没看一眼。
“我看你们家也是还不出钱的了,但我们家也不能吃这个哑巴亏。拿点诚意出来吧,不然留下一根手指头?”
为了活着走出去,刘某在一群强盗混混的注视下提刀砍下了左手小指的第一截。
看着这么血淋淋的场面,徐长宝直接哈哈大笑。
然而这一截小指只抵去了1万块钱,刘某还得接着在长波公司干,欠的钱也得继续还。
不过跟其他同行比起来,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有人由于还不上钱喝农药自杀,被医生抢救过来之后却被徐长宝的手下折磨至终身残疾。
有人在被关期间跳车逃跑,却像只蚂蚁一样被追上来的货车碾压致死。
有人被活生生地挑断手筋和脚筋……
但在徐长元的庇护下,这些众人皆知的罪恶行为却没有任何执法机关敢插手调查,受害者家属也没有敢站出来报案的。
“徐家老大是当官的,谁敢惹他们家。惹不起躲得起,咱们老百姓没权没势的。”
后来,孙飞和江明勇因为将受害人打成重伤而被依法起诉。为了保住自己的弟弟,徐长元想到了“弃车保帅”。
他直接以领导的身份干预司法进程,提前向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的主要负责人打了招呼:“尽快结案,不必深究。”
紧接着,他又约束手下弟妹暂敛锋芒,一些无关紧要的产业也可以先关闭。
一番运作下,徐家众人毫发无伤,只是进去了一些小喽喽。
2015年,已达退休年龄的徐长元果断的提交了退休申请。
仕途这条路基本上已经走到头了,日后更重要的是打理好家族产业。
而且,近几年来的反腐政策也越来越高压。都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央政府恐怕要着手处理官员贪污一事了。
筹谋一生,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功亏一篑。退休之后,徐长元进入长波集团担任实际决策人。
但是,他低估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不仅在职官员要查,就算是退休的领导干部也一视同仁。
2018年4月,在广大群众的请愿举报下,辽宁省纪委监委依法对徐长元进行了调查。
经核实,徐氏家族名下共有2174套房产,占地面积约为43.3万平方米。
此外,还非法占有35万平方米的土地,非法敛财超过百亿等。其他触目惊心的罪行也是一桩接着一桩。
2020年,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家族式”涉黑集团进行了宣判。
徐长元、徐长威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主要参与者也获刑二十五年至两年不等。
在中央政府的雷霆行动下,这些表面两袖清风、为国为民的“两面派”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失足成千古恨,徐长元的案例既是悲剧也是警示。为官者,当慎重对待权利、谨慎对待诱惑。
反腐倡廉,是一场永远不会停止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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