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典当业事略（扬州江都）

典当是江都最早的信用机构，明朝即已兴起，清乾嘉时大桥镇肖家湾肖姓曾开设有十八爿半之多（所谓半爿，系在中闸镇与外姓合资）。尤其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此行兴盛。其时江南商贾豪绅、有钱大户纷纷迁移江北，因辗转流离财物携带不便，往往向当铺担押，以多押少，等于寄存。亦有寓居日久，以当度日。及至期满，或因交通阻塞，或因战祸死亡，往往无人赎取，即成“死当”，典当有权处置。由于当本甚低，满当无不获利成倍，使该业兴盛一时。据传嘶马王姓，即以此起家，每届满当，即新辟一典。后此行更接踵而起，大都在光绪年间开设。当时名称，并不一致，或称典，或称质铺、质当、及押，大多根据资金数字及纳税多寡而定，但外界统称当典。最初期间利息亦不一致，当期则由一年至三年不等，利有一分六至二分四不等，亦有少数当典利息高至3分的。直至光绪中叶，始由督抚颁发木榜规条，统一月息2分，期限年半。民国二年（1913），交经江苏省建设厅修订，利息、期限仍旧未变，还特别载明，“凡兵灾盗劫，大水漂没，邻火延烧，概不赔赎”。盖前此典商往往视赔索为畏途，其它行业设遇损失，仅用本身资金，而典当设遇损失，必须赔本赔赎。经明文规定后，至此典商有了保障。

太平天国期间，清朝地方政府盘踞在江都东乡，因此典当均开设于仙女庙以东，有10余家。而西乡则因太平军兵威所及，典当较少。民国初期全县（含扬州）鼎盛时有30多家，北伐后（民国十六年）江都成立县典业公会，公推周穀入主其事，肖绍庭，赵伯昂为常委。当时典业资金较厚，城典资本达二、三十万元，乡典一般在10万元以下，也有少数典当资金在10万元以上的。李典镇谦益典当，有银行界胡笔江股东，资本达20万元；在其它未设典当地区有代当（也称押当或押典），转送各典，加代力收取手续费。仙女庙虽系大镇，并无典当，有代当两家，先接张纲，后接李典。继又增加三户，共有新恒记、益详、勤记、源兴和王子武五家。其中王姓当铺有前后两个柜台，在外地又与他人合办一爿，是当时江都县城较大的一家。

典当业风险较高，淘汰频繁。典当为地方金融大业，一切地方用费，典当常居首位。在北伐时，孙传芳联军退守江北数月，其时地方军事费用，以及军队骚扰过境招待等费用，各典摊派为数可观。

典当起初贪图营业，吸收代当，后来银根紧缩，欲罢不能，只有重利吸收存款，甚至用钱庄开期及往来款应付。典息放出月息2分，年半复利；用钱庄款月息1分3厘半至1分6厘半，逐月复利；即不算满当赔折已无利可图，如此开支用费无着。

由于营业逐步扩大，开支用费亦相应增加，及至营业缩减，而支用则放易收难；加之经营管理腐朽，陋规恶习重重，除年节宴会外，还有关帝会、谢楼神，均邀请地方人士聚餐，营业较大时还有“万号酒”；此外每届卖货，衣客进典有接风、送行、成盘、开宴等酒宴，平常亦大有“座上客常满”之况，用费颇巨。

民国二十年（1931）水灾后，二年物价暴降，特别造成谷贱伤农，当户无力取赎，满货既多，其皮货及衣服花样过时，满当时虽能卖本值，已无利息；甚至照当本7折，还要延期付款，如再用钱庄款，亏耗已无法计算。

鉴于以上因素，一般典当均难以维持。邵伯裕成、张纲春茂先后停业，几乎倒闭。后由县典业公会代呈省厅，月息加5厘，统一为2分5厘，勉为复业改组；继而城乡各典相继呈请，结果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律改为月息2分2厘半，邵伯、张纲亦因地方控诉，统一改为2分2厘半。此后各典得苟延数年。

抗战期间，全县城镇相继沦陷，城典敦吉首遭其毁，其它各典虽未直接受侵，但地方摊派极重，面对日伪、顽军、流氓、地痞周旋应付，费亦可观。又遇通货膨胀，币值朝夕已大不同，后来几同废纸，因此大约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前后当典已全部闭歇，仅存个别小押典。

（崇安 杨建 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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