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福陕西的河东商人

来源：运城新闻网

一

在晋北、陕北百姓吟唱悲歌，步履艰难走西口之时，晋南百姓同样也走出乡土，外出谋生。不过，他们选择的是另一条线路。与晋北相比，晋南地处汾涑盆地，气候温和，农耕基础相对优越。同时，这一带百姓经商传统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寒士猗顿就在这里经营盐业，“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进入明代以后，这里的商人首先得开中制输粮纳引之利，出现了许多富甲一方的商人。清代，晋南百姓在乡者务农，外出者经商，很少去天寒地冻的内蒙古走西口，选择的经商地多是大河对面的陕西和甘肃一带。

大一统时代，从晋南去陕西，除了一条大河之外，并不像晋北去内蒙古那样路途艰险，既无关隘阻隔，又无山路崎岖，两面都是一路坦途。再加上关中、晋南风俗相同，地气相通，婚姻相联，在晋南百姓看来，去陕西甚至比去山西其他地方更便利。来到陕西，有故乡一样的感觉，因而，晋南人做生意特别愿意去陕西。

当然，清代的晋南人也出口外，但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出口外的线路和目的地也与晋北大不相同。据笔者考察，其线路为，先从家乡渡过黄河，在陕西落脚，首选之地是西安，其次还有大荔、渭南、韩城、咸阳等地。若混不下去，则继续西行，至甘肃平凉、兰州，经过张掖，从嘉峪关或玉门关出关，抵迪化（乌鲁木齐），少数人还继续西行去俄罗斯。这基本上就是依照王维诗歌改编的古曲《阳关三叠》所指明的出关路线。遥想一路风沙茫茫，戈壁遍地，在走西口的悲情之外，又多了一重悲壮。

如果就在陕西省内做生意，情况则大不相同，路途要顺畅得多。笔者曾访问过一位年过八旬的商人后裔，老人名马秦生，夏县上冯村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他生于陕西。其祖父名马文彩，清道光年间生人，15岁时去西安熬相公（当学徒），20多岁就当了二掌柜，以后在西安东大街开设“仁义兴”“陕兴隆”两个字号，做绸缎布匹生意。因为精明能干，头脑灵活，为人正派又讲信誉，被推选为西安商会会长。马秦生本人也曾在西安熬过相公，据老人回忆，当年从夏县去西安的官道上，戴毡帽、背褡裢、穿着千层底布鞋的山西生意人络绎不绝。按照如今里程计算，夏县到西安不过300多公里，但在当时可是漫长的路程。老人说，当时的生意人都知道，步行去西安的时间是“七紧八慢九消停”，就是说，急匆匆赶路需要七天，缓缓走需八天，悠悠荡荡走则需要九天。熬相公的年龄大多在十二三岁到二十岁之间。出门前，家里人先要同外面的亲朋好友商量选定荐官（介绍人），请他们联系好店铺，再联系好一起去熬相公的同乡，多人结伴而行。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是关乎一生命运的大事，也是他们第一次出门，因而很隆重，也很讲究。收拾好随身携带的干粮、简单的换洗衣物、防身用的鞭杆，再选择黄道吉日，祭拜神灵、祖先，然后和家里人吃一顿长面、饺子。出门后，到了村外，按照喜神的方位，把鞭杆插好，向长辈叩头辞行。古代交通不便，路途上时有盗贼出没，出门远行，意味着可能永远无法相见，做父母的怎能不牵肠挂肚、抱头痛哭？当年临晋县有首民谣，说的就是一个母亲对孩子出去熬相公的矛盾心情：“我娃才十三，西安熬相公，苦上三五载，盼他能学成。”还有些孩子出行时已成亲，别离之时，又是一番《走西口》般的凄悲缠绵。当他们恋恋不舍踏上西去的官道时，就确定了一辈子的命运。经过七八天跋涉，等远远望见西安城，默念着即将前去熬相公的店铺的字号，在城门口打听路径，同时也盼望着联系好的亲朋好友能在城门口出现。这些怀抱憧憬的年轻人，并不知道前面还有更严峻的考验等着他们。

清代，山陕商人做生意大多实行东伙制，乡下孩子要想进入某商铺熬相公，需要同乡介绍，并有别的店铺担保。晋南即旧时的河东，与陕西仅一河之隔，清代中晚期至民国年间，河东人去陕西做生意已成风气，一村有一人在陕西落住脚，通过亲友介绍，会像生了根的藤蔓一样，带来许多同乡。其中，靠近黄河的蒲州府永济、临晋、猗氏、荣河、万泉五县去陕西的人数最多。五县之中，又以临晋县为最。民国之前，临晋县有户二万，口十四万，青壮年多数以外出做生意为主要谋生手段。民国版《临晋县志》卷四《生业略》称：“（临晋）地滨大河，与秦中接壤，懋迁有无化居，取道甚便，故执业商界者，不乏其人。”又说：“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鲁钝者外，余悉遣赴陕省习商。”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临晋县去陕西经商的人数惊人，仅有两万户的小县，光去陕西经商的就有一万多人，接近于户有一人。二是去陕西学习经商的都是该县聪明伶俐的优秀青年，质地鲁钝的才留在家里种庄稼，当地百姓已把让子弟外出经商当成一种基本选择。

除了蒲州，晋南其他地方去陕西做生意的人也很多，如绛州、平阳等地。民国《新绛县志》中说：“绛人性质和平，故营商亦其所长。除在本地约占全县人十分之二外，尚有经商于陕西、甘肃、河南及北京各地而自成一团体者。如西北乡人多在陕、甘两省，其数约在千人上下；南乡人多在北京，东乡人多在河南，亦各数百人不等。”民国《闻喜县志》卷六《生业》称：“邑最富庶在清道光初，至咸同而富稍减矣。非富以农，富以商也……男子十三四万竭地力不足糊口，远服贾者二三万人，岁入赡家金至四五十万。”

二

如此多的山西人在陕西做生意，无疑首先繁荣了陕西市场。时代不同，山西商人在陕西经营的项目也有所不同。明代至清前期，山西商人依托运城盐池优势，在西安主要经营盐业，“西安西大街盐店街一带基本上住的都是山西商人”。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山西商人同样在西安建立了自己的会馆。清代后期，西安城内共有31所会馆，其中外省会馆18所，陕西省内县级会馆8所，行业会馆5所，至民国，发展到45所。无论清代还是民国，外省会馆都是西安会馆的主体，规模大，质量高，建筑精美。西安的山西会馆共有两处，一处在西南城区梁家牌楼中段路北，叫三晋会馆，主要是山西盐商的聚集地。至清代道光以后，山西商人在西安各商业领域都有发展，经营项目从盐业扩展到绸缎、典当、钱庄、粮食，主要聚集地在西安城东关一带，因而又在长乐坊建立了第二座山西会馆。西北大学宋伦先生在《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研究》中说：“两座会馆一东一西，说明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一定程度控扼着陕西的商业贸易。”不光西安，陕西的其他地方商业也基本被山西商人控制，“陕西泾阳、三原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市场和棉布、茶叶、水烟、药材的加工中心，许多山西商人在泾阳、三原做生意。三原的西关有一条山西街，就是因为多居住山西商人而得名。那时在三原、泾阳做量布师傅和司账的主要是山西人，他们为了联乡谊，在泾阳设立山西会馆”。

晋南商人在陕西经商取得了巨大成就。清代至民国时期，晋南的商业大家几乎都在陕西有生意。现存于咸阳市东明街的新兴油店铺面，具有鲜明的明代建筑风格，式样简约实用，三间二层，拱脊瓦顶，下设明柱，上层用于居住，下层用作经营。从建筑格局看，此是典型的前店铺后作坊式结构。新兴油店历史悠久，保存完好，许多建筑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新兴油店店房是咸阳古都最具代表性的明代商业建筑。1992年，咸阳被国务院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后，咸阳市政府将其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油店店房进行重点保护。

新兴油店即为山西临晋县（今临猗县）赫赫有名的王申村大门头李家所开。李家先祖李议原籍山西乡宁县桑原村，元末战乱时逃往临晋。明朝初年，李议之子李新兴前往陕西咸阳，靠收棉籽、卖食用油维持生计，游走在渭河两岸，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略有积蓄后，李新兴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与人合伙创办新兴油店。至此，李家迈开日后显贵的重要一步，开始了长达500余年的商业活动。

除新兴油店外，李家还在西安有大量生意，如“万升和”酱园、“新泰和”绸缎庄、“新泰和”货栈、“新和”粮行，在陕西周至县秦岭北坡上，有方圆数十里的山林。清末民初，西安生意人为便于记忆，把各大字号编成顺口溜：“新泰仪泰仁义兴，德聚万元钱福同。”“新泰”指的就是李家的“新泰和”。能排在各大字号之首，说明了“新泰和”在当时的影响力。

威震华夏的傅作义将军家在西安也有大量生意。傅作义出生于黄河岸畔的荣河县安昌村（现属临猗县），父亲傅庆泰早年靠在黄河上摆渡为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经山西一路逃往西安，十三朝古都又暂时成为朝廷所在地，急需大量物资供给。傅庆泰抓住机会，大量运煤至西安，数年间成为荣河县大财东。以后，傅庆泰聘本乡南赵人王发财、外乡人许云卿掌管生意。王发财仍做的是傅庆泰的本行，在陕西三河口开煤场；许云卿则将商号开到了西安、天津，字号有庆成合、庆成仁、庆成纪、庆成智、庆成玉、庆成义、庆成礼。

如今陕西闻名遐迩的潼关酱笋、太白酒品牌均为山西商人所创。潼关酱笋品牌创始人名姚聪，山西临晋县陶唐村人。清康熙年间，姚家也是贫寒之家，先祖姚聪迫于生计，只身来到潼关熬相公，学成后，在一家油店当店员。姚聪精明能干，人又老实忠厚，深得店主喜爱，几年之间，便成了油店的台柱子，薪俸一加再加。十多年后，油店店主年事渐高，想将油店转让他人，清点账目时才发现，姚聪历年来存在店里的钱已占店里全部资产的一半以上，只能作价把油店转让给姚聪。

姚聪独立经营油店后，为扩大生意，又增设了菜摊。他是个有心人，在经营过程中，发现经常有当天卖不出去的蔬菜，第二天就脱水发蔫，从此开始研究蔬菜的贮存方法。他先用陶瓷盆、罐加盐试腌莴笋，边试边改，后又用面酱腌制，几经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因为他制出的酱菜味道鲜美，很快就顾客盈门，生意兴隆，酱菜生意超过了油店。姚聪索性投资白银300两，在潼关石桥西开了家酱菜店，取名“万新合”酱园。至此，闻名华夏的潼关酱菜诞生了。

经过姚家四代人100多年的努力，“万新合”酱园规模日趋扩大。到清嘉庆八年（1803年）姚近圣手里，姚家已在潼关开有“万顺合”“万新东”“万盛德”“万顺栈”“万新合”五家分号；在陕西华县开有“万盛合”“万盛东”两家分号；在河南阌乡开设“义盛合”分号。姚家总号铺面三间，拥有资金万余两白银。仅潼关一地，姚氏酱园就有酱缸3000多口。

潼关酱菜色泽红黄鲜亮，晶莹剔透，味道酥脆香甜，有香飘十里之美誉。1916年，潼关酱菜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结果与贵州茅台酒一同获得金奖。“万新合”酱园把所获奖状装在镜框内高挂在总号大门内北墙上。可惜抗战时期日军飞机轰炸潼关，“万新合”铺面被炸毁，奖状也一同损毁。

太白酒品牌创始人名叫郝晓春（1894—1967年），山西临晋县樊家卓村人。郝晓春之前，陕西只有太白山出产的酒，而无太白酒这个名字。当地酒业以作坊生产为主，各个作坊都有自己的酒名。郝晓春幼年入私塾，读诗书，聪慧机敏。在西安熬完相公后，不甘人下，先自己开一家点心店，二十岁出头时，萌生了专营白酒的想法。他苦于没有资金，遂与在西安任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将军秘书的姚秉均（即前述姚家后人）合股，开办万寿酒店，店址选在西安市南大街粉巷口185号，由郝晓春任经理。郝晓春经营白酒有两个开创性的举动，一是借鉴西方经验，将中国沿袭数千年的散白酒、坛装酒改为瓶装；二是有强烈的品牌意识，一开始经营就向国民政府注册商标。1937年8月19日，郝晓春向陕西省建设厅呈文，要求转呈国民政府经济部核准太白酒商标注册。一个多月后，到9月28日，陕西省建设厅以“建四工字第235号文”对郝晓春的申请予以同意，后报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时值日寇侵华，南京失陷，国民政府迁往战时陪都重庆，迟迟未获核准。1942年11月8日，郝晓春再次向陕西省建设厅呈文，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于同年12月7日，以中注第11665号公函批准注册，由是太白酒正式注册。郝晓春的举动，等于开启了一个时代，对陕西酒业繁荣举足轻重，至今，太白酒仍是陕西最火爆的白酒品牌之一，规模宏大的陕西太白酒厂仍把郝晓春视作开创性的功臣，多次派员来山西看望郝晓春后人。

计划经济时期兴盛一时的关中火柴厂，也是山西商人所办。此人名段捷三，山西新绛县人，年少时在河南开封官办的“豫泉官钱局”熬相公，24岁便成为官钱局总经理。八年后，辛亥举义，改朝换代之年段捷三被革职，回到家乡新绛，以三万元本金筹办荣昌火柴公司，数年间，本金达到20余万元。火柴工业是山西创立较早的民族工业，早在1892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就动用资金2万元，“设立火柴局于太原城内三桥街”。以后该火柴厂两次易名，先叫晋升火柴厂，后转手给著名的票号商渠本翘，改称“双福火柴公司”。段捷三的荣昌火柴公司是继官办火柴局之后的第一家民办火柴厂。1934年，段捷三将荣昌火柴公司迁移到陕西省华县城南，改名为秦昌火柴公司，并邀两位同乡入股，一位是时任杨虎城部42师师长冯钦哉（万泉县人），一位是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王用宾（猗氏县人），此时两人都在陕西。1939年，秦昌火柴厂搬迁至宝鸡。直到1942年，宝鸡县城区（今宝鸡市区）仅有工厂8家：洪顺机器厂、申新第四纺织厂、大新面粉公司、西华酒精厂、益门镇酒精厂、轻油提炼实厂、秦昌火柴厂、协和新火柴厂，资本共计541万元。秦昌火柴厂是其中经营较好的一家。1948年，战火烽烟，物价飞涨中，秦昌火柴公司破产。1949年段捷三死后，侄儿段晓田在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敦促下，将宝鸡火柴厂机器设备运至西安，开办了关中火柴厂。

晋南人之所以能在陕西扎根获利，有其特殊原因。明朝大学士张四维在《条麓堂集》中说，蒲州人经商“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缗券，以化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又说，“其郊邑子弟，分余缗受成算，以服贾西方，而孳殖其产者，无虑百十室焉”。在这两段话里，张四维不光说蒲州经商人数众多，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明时蒲州子弟们外出经商时不是两手空空，已经有了本钱，“受钱本持缗券”，并且心中有数目标明确——“分余缗受成算”。

三

金融业是商业的命脉，有清一朝，山西商人始终占据着陕西省金融业相当大的份额，其中大部分是平遥、祁县一带的晋中商人。清代光绪年间西安的“日升昌”“百川通”“大德恒”“天成亨”等十二家名头响亮的钱庄、票号，有八家系山西晋中人开设在西安的“分庄”。这八家票号的经理、东家都是清代金融业叱咤风云的人物。“日升昌”平遥总号经理雷履泰，可谓中国银行业的“乡下祖父”。“百川通”东家是祁县大名鼎鼎的渠家，“大德恒”东家则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到清代晚期，晋商票号已呈日薄西山之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天津官银号，第二年，户部奉旨组建大清户部银行。现代银行取代传统的钱庄、票号已是大势所趋，从清廷获利的晋商票号苦苦支撑，等着为大清王朝殉葬。著名的晋商乔家、渠家还在用传统的经营业方式，勉力维持着他们曾经引以为荣的大德通、大德恒和百川通、三晋源票号。大多数山西商人也还囿于传统经商习惯，“以抵押放款为耻，若非迫不得已，商人绝不以押品向银行要求放款，以免为同业所嘲笑”（杨荫溥《中国银行史料三种》第二册，1929年版）。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衰败是迟早的事。几乎在清王朝灭亡的同时，兴盛数百年之久的晋商也走到尽头。

据陕西作家鹤坪（任和平）《西安老钱庄》一文介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西安开设“分庄”“分号”的十二家钱庄和票号都被抢劫，无一幸免。辛亥年十一月初一至初二，“市面上出现了无业游民、青皮飞贼、衙役捕快、散兵游勇组织的洪议会（哥老会），这些人三五成群，手持武器，初则敲诈，继而抢掠。城内巡防队中的不良分子、无耻败类，也趁火打劫各行业商号财物。”两天之内，西安各大钱庄、票号损失惨重，仅“天成亨”就损失“银15985两，衣物33120件”。鹤坪曾在山西平遥采访过一位当年在钱庄当二管家的老人。老人无奈地说：“西安人有帝王气，先是用嘴皮子抢人呢，嘴皮子不灵了，下来才是刀子斧子！”此难过后，各钱庄、票号纷纷撤回山西，以后，西安城再无“十大钱庄”“四大票号”的记载。

晋中商人离开西安之后，晋南商人却借助地利之便和多年积累，迅速取代晋中商人的位置，掌控了陕西金融业。整个民国年间，陕西金融业一直为晋南商人执牛耳。

晋南诸县之中，临晋县去陕西经商人数最多、成就最大。民国版《临晋县志》中说：“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半。”就是说，山西一个“有户二万”的小县，其域内商人垄断了陕西省一半的金融业。

临晋县商人掌控陕西金融业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鹤坪《老西安钱庄》介绍：在老西安城，票号和钱庄的集结地在盐店街及梁家牌楼一带，1948年7月6日，西安银行公会和西安钱业公会呈请市政府批准在梁家牌楼设立“西安银钱业联合交易市场”，当时西安钱业商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谢鉴泉就是山西临晋人。该公会设常务理事二人，一人是山西虞乡（今属永济市）人氏尚德庵，时任“宗涌盛”钱庄掌柜，另一人是陕西长安人氏鲁锡九，时任“协和福”钱庄董事长。此外，该钱业商业同业公会还设理事六人，其中晋南人就有四位，包括临晋县两人，依次是山西襄陵（今属襄汾县）人、“敬泰络”钱庄掌柜马丽庚；山西临晋人、“敬盛丰”钱庄掌柜秦虚庵；山西临晋人、“忠厚兴”钱庄掌柜焦友诚；山西虞乡人、“天顺诚”钱庄领东钟仕诚。该“钱业商业同业公会”另设常务监事一名，由陕西澄县人氏、“俊源号”钱庄掌柜雷升云先生出任；在他之下设“监事”二人，皆由山西临晋人出任，一位是“同益丰”钱庄的掌柜胡儒生，另一位是“协合福”钱庄领东薛华亭。薛华亭先生是笔者的同乡，笔者所在的村子距薛先生家乡相距不过两公里，至今稍微上了年纪的人，仍能记得薛先生当年的精明与气魄。

民国时期的西安已是陕西的金融中心，截至1943年年底，“西京市计有中央、中国、农民、交通、陕西省、河南农工、甘肃省、河北省、绥远省、山西省、长安县、上海、金城、通商、川康、永利、建国、亚西、美丰、兴文、四明、工矿、大同、华侨、裕华银行等，及东大街交通、农民、盐店街中国银行等三处办事处，共计28所”。在与如此众多的银行竞争中，晋南商人仍能独占鳌头。

从这些史实不难看出：直到民国末年，晋南钱商、票商在西安金融市场仍占有极大份额，同时晋南钱商还给西安本土的钱庄、票号输送了大批“领东”和“二掌柜”。鹤坪先生说：“这一批丰厚的人才资源具有两种魅力，一是‘票商’独具的‘克存信义’的人格魅力；二是‘钱商’精明的‘头发丝上吊元宝’的经营头脑。解放以后，随着票商、钱庄的‘转业’，山西票商把‘克存信义’的价值观和独特的经营理念渗入西安各个行业，从而使西安人加快走出‘以农为本’的传统生存模式。”